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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回忆皖南事变前后斗争
五十六
关于皖南事变的问題，基本上是一个国民党蓄意反对共产党的问题。而它反对的手段是针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采取军事措施。它的总的借口是华北十八集团军的部队多次与山东省政府部队发生摩擦，新四军部队又渡过长江进攻江苏韩德勤部队，并追溯到陕甘宁、晋察冀、晋绥、苏鲁、苏皖等地过去的事件。它把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罪名归结为四项: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盘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这种争执，要是事情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无论如何两党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共产党不仅在立场上不让步，即或在语言上也可以直率地针锋相对。糟糕的是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平等的争执，替换为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与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两个总参谋长之间的不平等的上下级的争执。即使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立场不动，在语言上就难以那么直率的针锋相对了，而他们不得不选择那些在官僚主义文犊上所惯于使用的“恭顺”字眼。就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利的了。譬如它在所谓皓电上说:“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
对于这个提示案，中共中央通过周恩来有一个反提示案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国民党根据它单方面的提示案就下命令，很明显我们是不应该接受的。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却没有办法向何应钦、白祟禧提出，限你一个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切实遵行。可是换成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解决问题，国民党就不敢用限一个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切实遵行的文赎语言了。不要认为是一个文字问题，从文字上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一电，就是有名的皓电，照《佩文诗韵》中上声韵的分部，皓字韵是第十九个韵.拿这些韵的编号来代替日期如“东，，就是1日，“冬”就是2日，“江”就是3日，“皓”字刚好编在十九，所以就是指的19日。电文的内容已摘要如上。
二十天以后，1940年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即所谓“佳”电。这个电报是在延安起草的，分为六点:甲、关于行动。说明八路军、新四军是对敌抗战的至于如尊电所指，与他军一部发生龃龉，皆责不在我，拟请中央派员查明，以求公平。乙、关于防地。认为本军部队，均属本地战士，如概行北转，这些战士志在保家，乡情极重，调遣为难。且转动以后，家乡毫无保证，如平江惨案等，新四军部队深受其祸。所以我们要求，允许大江南北各部队，仍以就地抗战为宜。重要的这里有一段说:“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从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这就是我们承担统一地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的允诺。对于江北部队则说了一句很活动的话。叫做“暂时拟请免调”。丙、关于编制。丁、关于补给。戊、关于边区(指延安)。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这些问题都不直接涉及新四军，更同新四军北移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这封佳电却在原则上同意新四军北移。不过究竟从什么地方渡江，渡江最初时间，集结地点，渡江以后的作战区域等具体问题都没有规定。这样想来重庆当时恐怕也没有做具体的谈判。延安对新四军北调当然要有一个具体打算的问题，新四军则有一个根据中央的承诺如何遵行的问题，自然又有一个新四军在现行战斗序列下，限三战区如何讨价还价的问题。
中央对国民党做出这个承诺，显然是一种妥协。国民党的要求是: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扫数北调至黄河以北，指定防区在河北、察哈尔、山西一小部、山东的黄河以北部分。而我们的对策既不是完全对抗的全部不动，也不是屈从于国民党的要求，全部北移至他指定的区域，而是把新四军的江南部队，渡过长江进入长江以北的战区，就算把皓电所提出的要求，应付过去了。这样我们就依然保有长江、黄河之问广大的抗战地区。
对于佳电，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给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来了一个齐电，用了很长的篇幅，在部队行动方面、在政治方面、在防区方面、在华中敌后的游击武装方面、在补给方面、在边区(延安)方面，尤其对于我们说“国民党正在策划反共高潮，肃清投降道路”等等，均以中央口气多方辩解全是国民党中央向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反扑，都不是单纯的两个参谋长与一个集团军和一个军之间的问题。我们是让了一步，但从齐电上看不出国民党让了什么，总是摆出中央的架子，企图压服我们，把佳电都一一“驳斥”了。照理我们还应该有一个什么电，加以反驳，不能够他把我们的电“驳斥”以后，我们就一句话也不说了，这样反而在两党关系上好像国民党占理了。其实这种论争应该继续下去，一方面可以表示我们对抗战到底的严肃态度，一方面可以把新四军北撤的时间条件拖延下去，不能让国民党限期一个月就一个月，这样的听话，这样的老实。
江南这个阵地是放弃了，但是应该说党中央不是自愿的，而是和国民党妥协的一种手段，一个结果。是不是不放弃对党来说更好一些呢?因为要皖南新四军北撤，并不是出自共产党中央的主动的战略考虑，更不是出自共产党中央直接下的北撤的命令，不过是我们顾全大局，维持国共两党的抗战团结。国民党的顾祝同从他的局部来讲，把新四军赶过江北，他会是非常高兴的。国共之间既然已经形成了这个妥协，新四军的叶挺和项英自然应该服从中央的意图，应该想尽妥善的办法达到完全过江的目的。
但事变的进程却转变成另一个结果，恐怕主要是我们把国民党想得太好了。在何应钦、白祟禧给朱、彭、叶、项的齐电(12月8日)之前12月3日何应钦已向蒋呈报称:“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12月4日，徐永昌也向蒋介石呈报“三、若江北匪伪竟敢进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 (新四军)予以解决”。蒋介石对这个第三点批了“可”。跟着12月10日蒋介石给顾祝同密令称‘(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布置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表面上，顾祝同还在跟叶挺讨论什么北上的路线问题，其实他们在齐电以前的三四天，已做好解决新四军的计划，在齐电以后的两天，蒋介石已下定了解决新四军的决心。所谓以江北新四军进攻兴化为条件，完全是一种借口。真正的说法是如蒋介石密令第二点所提的那样，要在12月31日以前解决新四军。
当然，我们在江北并没有打兴化城，但却于12月13日开始打了韩德勤的老巢，兴化以北的曹甸、车桥，打了18天之久。可惜这一仗并没有打好，攻坚不利，就主动撤下来了。顾祝同、上官云相等把跟叶挺的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之谊，早就抛在九霄云外。这批反动分子，决心要消灭新四军，决心要反对共产党，也就顾不得叶挺了。蒋介石以七师之众，布置在皖南新四军的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肯定是要动手的。我们没有看重七个师比三个团的军力悬殊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可以对付某一个师，置其他六个师于不顾，安然就道。然而我们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所以栽了一个大限头。可是现在想来，即或我们能够先机地、巧妙地、或者顽强地突破这一个重围走向苏南地区，但其前途还是困难重重。
如何跨过水网、公路、铁道，躲开伪军、日寇，而又能自由驰骋地接近大江南岸是很不容易的。宋裕和的先遣队只有1000人，虽然零零散散的，不成队伍的都过了江，但他带的两三百担物资，却都留在江南，不知下落了。真正送到江北盐城军部的不过几担而已，这个队伍当中的某些干部，还买了良民证，坐火车从镇江到上海，再由上海党组织经过秘密交通坐小轮船把他们送到苏北。我并不是说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了这一场极大的损失是命该如此，就把我们指挥上的错误掩盖起来了。我只是想说，在这个军事活动的客观条件上，明摆着一个跟着一个的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皖南事变我们失败了，国民党兴高采烈。在1月11日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说“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又在1月30日用行政院的名义把这个通令转发一次。其实委员长也好，行政院也好，都是那个蒋介石。历史的进程总是朝着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方向前进。有如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那条规律“坏事变好事”。国民党这个命令一发，事情就好办了。他没有料到，这样他就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无法无天、独往独来的自由。事已至此，中国共产党于1月20日(号电)自行宣布: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随即于23日(漾电)宣布就职。国民党决心解决皖南新四军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考虑过这个后果没有，显然他们是没有考虑过的。前面所讲的国民党行政院1月30日发的通令，是在陈毅他们建立新四军新军部并宣布就职以后的事。国民党无非追说一次新四军的番号已被撤销了，但它却不敢下命令再解散新四军，通缉那个代军长。他们那时可能过低估计了中国代产党反击的决心，认为共产党无可奈何，只有忍着把这个苦果吞了。
如此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新四军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新四军，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国民党没有这个编制的番号，也不属于哪一个战区的战斗序列，跟国民党的军政部不发生任何补给关系，并且这个新四军从四个支队一下就改为七个师，比原来国民党答应新四军编两个师的编制还要多出五个师来。只要是敌后，它愿意去就去，跟国民党的军队不发生任何友军关系。在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和安徽地区，在皖南事变以后我们有权利去打那些和伪军、土匪勾结的国民党军队，我们打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还生俘了他，并且肃清了他底下的两个保安司令第一个王光夏，第二个徐际泰。把我军、国民党军、敌伪军这个三角关系，简化为我军和敌伪军的单纯对抗关系。
就在这个广大的苏北和皖东地区，我们建立了以新的新四军为主的根据地。当然我们还得遵守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7日《对时局的宣言》:“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这样我们就逍逍遥遥地、无拘无束地一直打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要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共的内战了。但事先美国的马歇尔还出面，作出调解的样子。这样就有所谓调解执行部的组织在北平成立了。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忘性也太大了，它不是连续两次宣布把新四军的番号撤销了吗?但这个执行部，还在新四军作战地区，成立了六个调解小组。山东济南小组，我方代表为邝任农;泰安小组，我方代表苏岗;青岛小组，我方代表姚仲明;烟台小组，我方代表仲曦东;德州小组，我方代表符浩;江苏有淮阴小组，我方代表韩念龙。这些小组都有美国代表上校一人，国民党军官一人。可见国民党五年以前对于他已经宣布不存在的新四军作战地区的这些调解小组，自己还是派人参加了。
皖南事变的苦果不是我们吞下了，而是它自己吞下了。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接着皖南事变以后,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干项袁错误的决定》。做决定的时间距战斗结束的14日，仅隔一天。这个决定的最后一条(四)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七次代表大会并没有提上日程进行讨论，八次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后来一直到1987年的十三次代表大会都没有讨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不会讨论也不能预测，现时只好让中国共产党党史学家去议论了。至于我个人.很难有什么意见。